罗默：科技和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地位

       保罗·罗默探究的是经济学的永恒主题——经济增长，他论证了科技和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地位。他在论文《内生的技术变化》中，构造了完整的增长模型，得到的经济含义和政策结论是：大力投资于教育和研究开发有利于经济增长，而直接支持投资的政策无效。他认为，能否提供和使用更多的创意或知识产品，将直接关系到一国或地区经济能否保持长期增长。

       保罗·罗默是美国经济学家，新增长理论的主要建立者之一，现任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2016年，罗默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2018年，他和诺德豪斯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扬名于年轻之时

       罗默出生于1955年，他父亲曾经担任过科罗拉多州州长，还担任过民主党党魁，可谓是名人之后。罗默在芝加哥大学本科所学的专业是数学和物理，由于想转到法学院，在大学四年级学习了他的第一门经济学课程。授课教师萨姆·佩尔兹曼对经济学的精彩讲授深深吸引了他。在佩尔兹曼的影响和鼓励下，罗默放弃了学习法律的念头，转而走上了经济学的求索之路，1977年获芝加哥大学理学学士，1983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镇”。截至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的76位获奖者中，有12人供职于芝加哥大学，占比15%。若把曾就读于芝加哥大学的获奖者全算上就有28人，足足占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总人数的1/3还多，妥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超级大户。罗默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论就产生于他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期间。

       罗默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在于他研究的“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ies），这个理论来自于他1983年的博士论文《动态竞争分析中的外部性和收益递增》，该论文探讨并纠正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局限性，构造了经济中人们有意识地进行研究开发以促进技术进步的一个数理模型，强调以创意或知识产品为基础来理解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机制。

       此前，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期是经济增长理论的黄金时期，出现了以索洛等人为代表的一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经济学家。但是，或许是由于新古典增长理论难以摆脱经济均衡增长的条件是被外生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所决定的这个令人“不愉快的结果”，70年代初期以来，有关增长理论的文章突然从西方各主要学术期刊上基本消失了。直到80年代中期，在罗默（1986）和卢卡斯（1988）等人的论文发表以后，情况才有所改观。随后，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83年，罗默论文完成时才28岁，可谓扬名天下于年轻之时。

       重新定义经济增长

       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罗默于1986年发表了著名的论文《收益递增和长期增长》，文章提出了他的第一个内生增长模型，该模型假定完全竞争并采用全经济范围的收益递增和技术外部性来解释经济增长，它成为第一阶段内生增长理论的代表性模型之一。罗默在1987年的论文《基于专业化引起收益递增的增长》中构造了一个专业化和收益递增框架下解释经济增长的模型，该模型把收益递增看作专业化程度提高的结果，专业化引起的收益递增导致了经济的持续增长。随后，罗默在1990年的论文《内生的技术变化》中，构造了一个更加完整的增长模型，该模型的经济可分为三个部门：研究部门、中间品部门和最终品部门，产量是技术、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劳动等四要素的函数，这个模型实际上是索洛产出三要素分析（资本、劳动力、技术）框架的进一步完善和改进。该模型的经济含义和政策结论是：增长率随着研究的人力资本的增加而增加，与劳动力规模以及生产中间产品的工艺无关。大力投资于教育和研究开发有利于经济增长，而直接支持投资的政策无效。经济规模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人力资本的规模才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国家必须尽力扩大人力资本存量才能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经济落后国家人力资本低，研究投入的人力资本少，增长 缓慢，经济将长期处于“低收入的陷阱”。由于知识的溢出效应和专利的垄断性，政府的干预是必要的。政府可通过向研究者、中间产品的购买者、最终产品的生产者提供补贴的政策以提高经济增长率和社会福利水平。

       罗默的理论贡献在于：一是他修正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假定生产是规模收益不变的结论，提出了生产是收益递增的。罗默认为技术和知识是私人提供的经济物品，但技术又不同于一般的经济物品，技术具有正的外部性，新知识生产者无法获得新知识带来的全部收益，生产新知识的私人收益率小于社会收益率。二是他继承了阿罗的研究（阿罗，1962年，将技术进步看成经济系统决定性的内生变量），提出了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的观点，为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1992年，罗默在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年会上进一步把上述思想运用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的研究中。他认为，能否提供和使用更多的创意或知识产品，将直接关系到一国或地区经济能否保持长期增长。例如，毛里求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实施了开放政策，吸引了香港的企业家把新思想和知识产品运用到那里，从而带动了该国经济发展，摆脱了赤贫状况。

       对中国经济发展和财税政策的启示
       用“罗默增长”去理解研发投入。用最通俗的语言理解，罗默的新增长理论就是用数学模型论证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结论。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过程中，从以要素投入的增长为主，转变为以技术和管理进步为主，其实也是在验证罗默新增长理论的正确性，这个过程，也可以认为是从“索洛增长”到“罗默增长”的过程。笔者曾经分析过2004年~2018年中国的研发投入数据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数据，回归之后，R2=0.996, P<0.001，从图形上来看，两条曲线是高度拟合的。而且从数据上来看，中国GDP于2010年超过日本，中国的研发投入也于2013年超过日本。到了2018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强度，已经超过了欧盟15国的平均水平。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正是“罗默增长”的一个生动例子。

       用“规模收益递增”去理解财税补贴。规模收益递增或规模报酬递增是现代技术的最显著特征。特别是对于互联网来说，一旦建立起来，增加用户的边际成本趋于零。由于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加上摩尔定律的作用，富裕的国家会比贫穷的国家发展得更好，而贫富距离将越拉越大，因为贫穷国家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是远远落后于富裕国家的。具体到产业来说，也是一样。比如集成电路产业，领先者永远领先，强者恒强的局面是极难改变。所以，这个时候对于追赶的产业和企业进行财政补贴成为必然选择，无论是日本、韩国、东南亚以及中国台湾都走过相同或相似的发展道路。

       用“私人研发的正外部性”去理解支持高新技术税收优惠政策。罗默认为，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但是技术研发的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所以对私人技术研发进行财税政策支持是应有之义。从中国的实践看，从2000年开始，国家颁布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其中包括对增值税的即征即退，对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企业的所得税低税率（税率15%，国家重点软件企业税率10%）以及“二免三减半”“五免五减半”等。对这些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支持，就是对私人技术研发正外部效应的一个弥补。罗默赞同政府干预，他认为，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均衡结果所表现的研究水平太低，而消费水平太高，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引导消费品生产部门中一部分生产要素流向研究部门，可使经济实现帕累托改进。对支持技术进步予以税收优惠政策，实质就是向知识之外的其他生产要素课税，这些观点，很好地解释了我国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的选择。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宝安区税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