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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格利茨认为，由于现实经济中存在信息不完全、市场不完备和竞争不完全问题，市场失灵是不可避免的，需要有强大的政府与有效的市场共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曾于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斯蒂格利茨对经济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他用信息经济学工具从更接近现实经济的角度来研究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其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理论为经济学家进行理论研究和政府制定经济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斯蒂格利茨明确指出，由于现实经济中存在着信息不完全、市场不完备和竞争不完全问题，市场失灵是不可避免的，需要有强大的政府与有效的市场共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奠基信息经济学
1943年，斯蒂格利茨出生于美国印第安那州的加里，这个小城以生产钢铁闻名，而且是另一位著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的家乡。萨缪尔森24岁时，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了博士学位，而斯蒂格利茨26岁时就被耶鲁大学聘为经济学正教授，那一年是1969年。3年后，他被选为计量经济学会的会员，这是一个经济学家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之一。
由于他的家乡是一个以生产钢铁而著名的城市，在学习经济学的过程中，斯蒂格利茨开始将经济学理论与自己在家乡所观察到的现实进行对比，并对两者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感到震惊。因为即使在经济繁荣的时期，现实中仍然存在着贫穷、高失业率以及种族歧视，而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却很少关注这些问题，这使得斯蒂格利茨开始建立能够更好去解释这些现象的理论模型，也就是不完全信息模型。
斯蒂格利茨对不完全信息的研究主要着重于对信息不对称的研究，信息不对称是指在交易过程中，交易各方获得的信息不同，或者对同一件事获得的信息量不同。信息不对称发生在交易前的模型是逆向选择模型，发生在交易后的模型是道德风险模型。信息经济学通过研究信息对人们行为和市场交易的影响，发现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并不总是有效率的。
斯蒂格利茨对于该理论的研究使其获得了1979年由美国经济学会授予的克拉克奖，该奖项是经济学领域仅次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荣誉。1993年~1997年，斯蒂格利茨曾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及主席。1997年~1999年，他担任世界银行资深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2001年，斯蒂格利茨更进一步，以信息经济学奠基人之一的身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对信息经济学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得到了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高度评价，他们认为斯蒂格利茨是同年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中对信息经济学理论贡献最大的学者。2011年~2014年，他担任了国际经济学协会主席。
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在对政府干预的必要性的研究中，斯蒂格利茨分析了“看不见的手”和福利经济学两种理论的缺陷。根据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在自私动机的驱使下，“看不见的手”可以引导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和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斯蒂格利茨则通过将非对称信息引入保险市场、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三个案例，分析证明了“看不见的手”在一些现实中是失效的。福利经济学认为竞争的市场总会产生帕累托效率，因此政府干预的范围需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斯蒂格利茨认为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成立的假设，例如完全信息、完全竞争和完备的市场，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也就注定了理论本身的错误性。
斯蒂格利茨通过对“看不见的手”和福利经济学的分析，认为市场失灵的普遍性要求政府的干预。他认为，政府干预的方式有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以及政府规制。直接控制主要是政府自己来完成某项活动，如国有化或者公共产品的供给；间接控制是指政府通过税收和补贴的方法，促使私人部门做政府希望推动的事情；政府规制是指政府通过法规的形式要求私人部门完成政府要求的事情。
斯蒂格利茨的理论贡献在于：一是他以信息经济学这一新范式为分析方法，证明了市场失灵的普遍性和常态化，进而论证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二是他创造性地将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力量结合起来，强调两者的合作均衡关系。他认为政府和市场的力量都要强大并且均衡，这样才能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发挥市场的激励作用。
斯蒂格利茨还非常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他表示，设计合理的税收可以提高（至少不妨碍）经济效率，刺激国内需求，解决经济的转型问题，促进经济的公平发展。
追求经济平等思想
斯蒂格利茨还非常关注经济平等的研究，这可能与他的成长经历有联系。他的出生地是一个以钢铁生产闻名的地方，这使他容易了解钢铁工人在公司破产和被解雇后的痛楚。他勤劳慈祥的家庭氛围也对他形成为人和善、倡导公平公正的市场思想产生了积极影响。
斯蒂格利茨认为经济平等是地位平等和政治平等的前提，经济平等的实质是机会平等，但现实社会中绝对的机会平等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政府通过政策调节社会分配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在斯蒂格利茨的著作《不平等的代价》中，他对所谓涓滴效应提出了质疑。所谓涓滴效应，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给予贫困阶层、弱势群体或贫困地区特别的优待，而是由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地区通过消费、就业等方面惠及贫困阶层或地区，带动其发展和富裕，或认为政府财政津贴可经过大企业再陆续流入小企业和消费者之手，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而斯蒂格利茨认为，给上层群体更多的钱并不能带来更大的经济增长，反而对经济产生更严重的影响。他以美国金融危机后投入数万亿美元进入大型银行救市为例，认为普通群众并没有得到帮助，依旧失去了工作和养老金。
斯蒂格利茨认为，改善社会财富向既得利益群体倾斜现状的关键在于政府。必须不断推进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才能为经济平等的实现提供制度保障。只有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才能实现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
政策实践与分析
用政府干预去理解通过财税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来促进西部地区的发展。斯蒂格利茨通过对“看不见的手”和福利经济学的分析，认为市场失灵的普遍性要求政府的干预，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并不是要弱化而是要重新定义政府的作用。
改革开放后，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然而东西部经济依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许多资源条件和经济基础较差的西部地区要想发展都需要长期的资金投入。因此，西部开发需要发挥政府的作用，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给予西部地区更多的支持。然而财政转移支付毕竟有限，二次分配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改革和完善经济体制，通过财税手段，吸引私人部门投资西部地区，通过市场驱动更多资源流向西部。我国从2001年起，就已经实施了对西部地区企业给予税收优惠的政策，一方面带动了当地财政收入的增加，另一方面促进了当地居民增收。斯蒂格利茨也曾提到中国扶持西部地区发展的政策是极为正确的，是一种有助于减少发展差距的方法。
用“追求经济平等”去理解减轻中小企业和个人税负的税收政策。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平等思想和对所谓涓滴效应的批评说明，不仅需要关注大型企业和社会上层，也需要减轻中小企业和社会中下层的税收负担，才可以更好地维护就业，刺激国内需求，促进经济良性发展。从我国的实践看，近些年来，我国不断加强对中小企业和个人的税收优惠政策。根据财政部的统计，2019年全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同比下降25.1%，可以说老百姓实实在在得到了税收减免的优惠。我国对中小企业和个人的税收优惠政策，在目前促进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经济背景下，对于促进就业、扩大内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有着重大作用。
[作者单位：中汇（北京）税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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